偶从《环球》杂志上获知，巴黎有一种小偷，只偷钱财不恋它物，更不伤人，有时还会将偷到的“它物”奉还失主，故称“雅盗”。“雅盗”作案，一般不带凶器，一旦败露，不相威胁，有的甚至做个友好表示，或者佯装若无其事，转身溜走。据说有一位“雅盗”，生性贪杯，又嗜面条，入室行窃之际，发现冰箱里有美酒，还有拌好的面条，顿时食欲大振，竟至鼓腹醉倒，被返家的主人逮个正着。读着这则令人喷饭的报道，我对巴黎的“雅盗”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。
我无意为偷盗行为开脱，我有过若干次被盗的经历，岂能好了疮疤忘了疼！“文革”时很年轻，且贫极，钱包是瘪的，丢过一次，也就块八毛罢了，不算惨痛，可惜的是钱包中有一张小时候的相片，“孤本”，属钱财以外的“它物”，只因所遇非“雅盗”，“孤本”的相片没有“归赵”，估计也不会“完璧”的。前些年，我去了一趟泰国，在曼谷旅馆被盗，那窃贼手段高明，直逼《二拍》神偷“一枝梅”，居然开箱（还是密码箱）行窃，且不留痕迹，令人叹为观止！我检点之后发现，“一枝梅”把大额钞票尽行掳去，其他文字、证件之类的“它物”纹丝未动，还给我剩下总共面值几十元人民币的散碎钞票，同行的朋友们笑着说，给你外出借钱时打的用的吧？我在一番周折之后，总算达观地接受了被盗的事实：我有幸遇到了一位暹罗“雅盗”！
说起来，终其一生不被盗窃的人似乎很难找见，或有例外的幸运儿，但不知幸运儿丢过钱丢过物没有？如果丢了钱物，又没有遇到拾金不昧者，而是遇到拾金不不昧者，那么丢了钱物与被盗，其效果“略同”。如此看来，人生之旅，被盗或效果相当于被盗是不可避免的（“相当于……”这种提法今天仍然通行，如相当于大学学历、相当于局级待遇等等），倘能选择，我情愿心平气和地挨“雅盗”一刀，不管巴黎式、曼谷式。挨刀之后，无妨看作麻将桌边一次豪华挥洒，或者炒股被深套、遇急用而“割肉”，还可以看作完成一桩自鸣得意的善举———在地铁口上给伪伤残疾人大悲悯式的赞助！此时此地，此情此景，用得着Q先生的精神胜利法。
如同日常生活中被盗失窃之不可避免，文坛盗窃案亦时有所闻。法律名词叫侵权，侵害他人著作权。我倒是觉得另类别名更生动，比如称其行为为抄袭，为剽窃，称其人身为文抄公，为文贼。当然，法律判定是非，不重文采，法律是黑白片，不是彩色片。笔者此生有幸，作品几次被盗，与法律打过交道，与文抄公也打过交道，因而颇有些体会。
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的一篇关于白玉霜的传记文字被盗。时在1983年，拙作分8期连载于《戏剧电影报》，不久后这篇逾万言长文居然被压缩篇幅又改头换面出现在《青年文摘》上。我因之诉诸法律，大约一年后，我胜诉了。事情本来很简单，也不难了结，但我自此以后决意谢绝文字官司，因为在那一年中我看透了文抄公的灵魂。我遇到的这位，还真有点小名气，先是否认，诬我“污蔑”，扬言“奉陪到底”，眼看硬的不成，忽又改成软的，这主儿也真有点儿办法，深入到我的文友处，请斡旋，又要摆宴，又要送礼，声声句句“交个朋友”，闹得我真想罢手撤诉，只是身不由己，撤诉未成，这位又转了白脸，恨我“软硬不吃”，更以恶言相加。纷纷然一年过了，尘埃落定。判决书上条款分明，其中有一条，侵权者须向被侵权者当面道歉，我想了想，提出把这一条免了。事后，版权处的同志问我，我坦言无意瞻仰文抄公的尊容。
尔后，我又几次遇盗。有时为一个剧本，有时为一篇文章，有北京的，也有外地的。每当一阵气愤过后，我想起打文字官司费时费力，还费“气”，便干脆眼睁睁看着文贼从眼皮底下招摇过市，唉，从其漏网了吧！
不过，话说回来，在文字纠葛中，也并非全是不愉快，也还有意想不到的美好。我有过一次颇值得玩味的文字经历。那一年，我在陕西韩城县看了一出当地县级剧团的戏，看戏时候发现剧中一些细节和语言似曾相识，仔细一想，是我一部作品初稿里的玩意儿，心里隐隐有些不快。散戏后，那戏的作者主动同我见面，是一位老先生，农村人，一辈子迷编剧，他悄悄对我解释，那些玩意儿是从我的剧本里“捋叶子”捋来的，因为是我初稿上的东西，定稿本又已经删去，就……看着他诚惶诚恐的样子，我反倒不自在起来，原先隐隐的不快早已逃逸，我是极易受感动的人，马上说，没关系的，你既然肯用，正好说明我那些玩意儿还有用处，我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呢！老先生一听，释然地笑了。记得那天中午我在他家吃了一顿面条。这位老先生后来同我失去了联系，但我有时会想起他，请不要误解，我没有想起“雅盗”，我想起的是文友！
由于读书引起的一阵冲动和联想，我写了这篇文章，并非真的赞美“雅盗”，实在是出于无奈。我想，人在无奈中，情商会起着自我调控的作用，即是说，既然得不到最好的，那就退而求次好，既然逃不脱最糟的，那就转而求次糟，无论欲求，还是承受，人的内心总有弹性。信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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